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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后农业社会” 一个中国可能率先进入的发展模式

生物技术 时间:2022-02-26 11:31:15 作者:莫敖坤
【http://www.globalcon.cn - 中国农业科技网】

  方李莉,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后农业社会”概念关乎的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思考,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主要是指围绕着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其关键集团是科学家、智能化工程师、网络专家、文艺工作者与媒体人。这是一个由更加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相结合所组成的队伍,其中轴原理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推行创意优先,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生态化和知识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提出的背景与科学家提出的“人类世”有所关联,如果这一概念能够成立,将会成为当下最为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还是一个可以实践的社会行为,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能够为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带来一个探索和讨论的新空间,或许能够成为东方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

  “后农业社会”概念的提出

  “后农业社会”概念,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在全球范围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工业化的乡村,是否有必要进入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 众所周知,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城市化发展模式由此产生。如果说这一模式是集中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那么,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以石墨烯、基因、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突破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会改变人类现有的生存模式? 是否能够通过网络和智能化生产引发一场绿色革命? 这条绿色革命的道路究竟会通往哪里?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尝试提出“后农业社会”的概念,用以表达人类将要进入的新的发展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与科学家提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有所关联。21世纪初,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用以指代人类活动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巨变后开始的一个崭新的地质年代;2019 年5月,国际地层委员会(ICS)人类世工作组(AWG)投票决定用“人类世”来命名当前人类所处的地质年代,并以20 世纪中期作为其时间起点。“人类世”概念的核心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它带来的启示在于:人类的无意识活动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成为改变生物、地质、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人类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自20世纪中期以来升级了人类活动已逐渐成为地球系统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由此,科学家们开始从“地球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也可翻译为星球界线)的概念来思考问题,旨在强调人类活动一旦越过了某个界限,将会推动地球系统进入一种危险状态。这样的思考是在追问,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是否有能力采取相关措施切实维护“人类得以安全活动的空间”? 以往人类被等同于一般生物体,其社会性和能动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认识到人类能够通过文明转型来应对环境问题,因此我们“不但要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需要考虑的是,在地球系统大框架之下,能否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发展融为一体,以求得人类具有的人文性、社会性与自然环境所具有的物理性、生物性形成交融、互动与平衡? 这首先需要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地质学家、海洋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正在尝试进行国际合作,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关研究者也应该加入这支队伍。行动以观念为指导,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作为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价值观的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影响人类存亡的关键以及可能发生的损失,有必要一道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做出应有的贡献。

  多方合作或将促成一个新的文明模式产生,那就是“后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人类世”的概念使人类具备了更加高远的文化视野,我们不仅学会如何从“全球”看“地方”,同时也具备了从“星球”看“地球”的宏大视野;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对地球所产生的破坏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人类有可能产生的延缓地球被破坏甚至主动修复地球的能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许意味着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即将结束,人类正在探寻“后碳”时代新模式。“后碳”时代来临的希望是新兴绿色能源的出现,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能源等,而油料作物、林业废弃物、城市垃圾等也能够被转化为能源。新能源的出现不仅让人类具有改变能源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还能够改变人类在城市集中生活的社会构成方式。毕竟,可再生能源遍地都是,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集中在某一处进行收集呢? 如果不需要集中发电和集中生活,人类现有的社会结构就有可能产生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是新能源的出现导致的,还包括互联网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预示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也就是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传统、集中的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分散经营方式所取代。

  人类社会不断高速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第四次工业革命又在发生,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融合了数字、物理和生物系统,其主要驱动力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这是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展趋势,正在引领全球创新浪潮,迅猛地改变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并将超越现存技术革命,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复杂性、变革性和分散性等特点,是一系列各种人才互联互通的活动,目的在于转变社会经济体系结构。新兴技术的“大众化”能够为每个个体提供机会,促使其参与塑造这些技术的发展模式。在智能化时代,多数脑力和体力劳动最终将会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但复杂的认知技能如创造力和情商等,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被取代。因此,在一段时期之内,运用创造力和情商等技能的就业机会仍将不断增加,如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信息专家和公共关系专业人员等,他们将会成为重塑地球系统的重要群体。由此,人类将进入一个以生态为主导的“高科技”与“高人文”合作的时代。

  这是一场由人类重新描绘和建造未来的新契机。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由于网络技术与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正在由以往的集中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模式,转而向扁平式的分散化、小型化、多元化的模式发展,这种新的模式具有某种农业时代的特征。在农业社会中,人们主要生活在散点式、小型化的熟人社会中,工业化以来,人们逐渐迁徙至由大量陌生人组成的城市中生活,目的是能够在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城市里共享资源和信息。但是未来交通和物流的便利以及新能源和网络的普及,将使人们不需要集体供暖、集体供电、集体消费、集体娱乐、集体生活,而是可以分散于任何不同的生态空间和文化空间中学习、工作,同时,也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网络的普及似乎让我们又重新回到那个传统的熟人社会之中,虚拟社区与微信“朋友圈”使得远在天涯海角的熟人就像生活在身边一样。换句话说,工业革命为人类建构的物理系统正在把多元化的全球生物系统和文化系统联结在一起,并将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新的文化生态和新的自然生态相结合的“高科技+高人文”的社会生态。面临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生态,乡村似乎比城市更有发展前景,这个前景就是“后农业社会”,这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将如何具体阐释“后农业社会”这一概念?

  如何定义“后农业社会”

  一个概念从提出到论证再到在社会中得到运用和实践是需要过程的。在本节中,笔者首先对“后农业社会”这一概念进行定义。“后农业社会”是与“后工业社会”平行存在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因此,在对“后农业社会”进行定义之前,必须先以“后工业社会”为坐标,通过对比两者异同达成更清晰的认识。

  1962年,在波士顿召开了一场关于“技术与社会变革”的座谈会,在此次会议上有一篇还未公开发表的长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1970 年6月,拉尔夫·达伦道夫和丹尼尔·贝尔在苏黎世组织了一次小型国际研讨会,本由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后来转为讨论后工业社会的问题。直到1973年丹尼尔·贝尔完成了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才算正式问世,并得到了广泛运用与实践。在该著作中,丹尼尔·贝尔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简单来说,第一个阶段为前工业社会 (或称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依赖自然界提供的原料和人的体力而生存,经济主要由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部门构成;第二阶段为工业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减少,用能源代替体力,依靠技术和机器从事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而经济则主要由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等部门构成;第三阶段为后工业社会,人们依赖于信息技术,致力于发展服务业。按照丹尼尔·贝尔的定义,“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服务性经济,其关键集团是科学家与工程师,其中轴原理是理论优先,而且理论知识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资源。

  “后农业社会”是与“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概念,都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后的一种凝练性表述。笔者认为,“后农业社会”是指围绕着生态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其关键集团包括: (1)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海洋学方面的科学家; (2)智能化方面的科学家、工程师、网络专家; (3)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4)从事文化创意研究工作的文化学者、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等;这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由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以及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艺工作者等组成的科研队伍。其中轴原理是在生态理论知识基础上推行生物、生态保护和研究优先,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重构适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创意策略优先。在此过程中,各种相关的生态理论知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资源,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生态化和知识化的社会发展模式。

  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识别一个新兴的社会制度时,人们不仅要根据推断的社会趋向,而且要根据成为社会中轴原理的某些明确特点,才能确立一些概念性模式。笔者之所以将“后农业社会”定义为围绕着生态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是因为笔者看到,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工程师、网络专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园艺师、人类学家、文化人、艺术家、设计师、文艺工作者、媒体人等,逐渐成为身份灵活的自由劳动者,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乡村空间,结合乡村的人文资源和生态资源来创造一种更绿色、更环保、更人文的新的生活方式。

  “后农业社会”这一概念如果成立,将会成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还是一个可以实践的社会行动,能够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带来探索和讨论的新空间。

  相关文献梳理

  “后工业社会”由西方学者丹尼尔·贝尔于20世纪60年代率先提出,如今这一概念不仅被学术界所认可,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发展的基本模式,而本文提出的“后农业社会”则是学术界几乎未曾提及的概念。

  通过检索大量国外文献可以看到,在兰德尔 W.迈斯特(Randall W.Myster)主编的《新热带地区的后农业演替》(Post-Agricultural Succession in the Neotropics)一书中,虽然提到了“后农业”的概念,但仅仅是从纯生态和环保的角度提出的。2017年,瑞士学者马尔科·科维奇(Marko Kovic)撰写了一篇名为《人类不久将成为后农业文明》的文章,他认为从生物技术和食品安全的角度看,人类未来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后农业文明”则意味着我们摆脱了农业的隐喻束缚,也预示着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文化视角,从而关注人类与食物、自然的关系。另有一篇发表于2012年的博客文章,名为《后农业文明的排列:工业、技术和科学形态》,提出了“科学文明与其他形式的后农业文明,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与现代文明有何关系”的问题,但并未进行解答。在法国的一篇博士论文《法国最美丽的村庄:后农村的遗产保护、推广和价值化》中,作者提出了“后农村”的概念,并将农村还未完全消失的农业景观称为“农村剩余”,认为农村的重生往往是通过继承这些景观来实现的。在洛朗丹钦的一篇《超现代时代中的“边缘者”艺术:天赋》的文章中,作者也提到了“后农业文明”,他认为,与主流的博物馆、艺术学校和艺术圈的“高端艺术”相比,边缘者艺术(原生艺术)不是一种文化外的艺术,而是在后农业文明中具有创造性的民间文化和民间创造力的体现与外化。

  国内相关研究也寥寥无几。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仍处于从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期,未来的发展道路终究指向工业文明,与笔者所提出的概念完全不同。马勇认为,“在熟人社会,人们不得不遵从熟人社会的基本原则。但在‘后农业文明’时代,即工业社会,城市化、工业化,让每一个人更趋于原子化,孤独无助”,此处的“后农业文明”概念在本质上仍基本等同于工业文明。另外,胡惠林等人认为,“中国主要是后传统文明”“是农业的工业文明方式,即后农业文明”“西方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摧毁农业文明取而代之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现代文明进程是在传承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进行的”。聂猷轩则提出,“早期农业文明时代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仍在可承受的限度之内。然而到了后农业文明时代,特别是到了工业文明鼎盛时代,情况就急转而下”。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仅就“后农业社会”(“后农业文明”)这个概念而言,学术界目前还未有一篇专门研讨的文章,究其原因:第一,受进化论观点的影响,东方学者大都认为,社会是沿着直线向前发展的,农业是比工业更为落后的产业形式,终将被工业化所取代,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然而然就进入后工业发展模式,因此,“后农业社会”的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并非特别重要;第二,西方的工业化要比中国早了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社会早已实现城乡一体化,传统以血缘和地缘结构形成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已经消失,因此,西方主流学者并未关注到这一问题。

  “后农业社会”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本文可以说是首篇对“后农业社会”概念进行完整定义和论述的文章。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第一位完整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是美国人,那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而如今,中国将是最有可能第一个践行“后农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国家,这种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存环境构成的“乡土”生物系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而这一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地形地貌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代表作《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指出,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中国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同时也使得中国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即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更为根本的差别。

  这种差别就在于“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与游牧业或工业不同,居住在这片大陆上的人们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正是因为农业是属于定居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重视查看天象、掌握节气,而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生产和生活高度依赖的自然环境。因此,中国很早就通过观察自然而形成了能够描述自然周期循环及生物生长周期的“二十四节气”和“十二时辰”节律,并以此来管理社会劳动和生活作息,这是一种更符合人性和身心健康的生物生态系统。

  而由西方城邦文化基因形成的工业基础,来自对机械原理以及分子和原子级物理时空的理解和管理,在这样的管理系统中,描述自然生物生长的历法几乎可以被无视。工业劳动的主要场所常常是与自然环境相隔绝的工厂,隔绝了季节、气候带来的影响,尽量创造一个符合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物理法则的“理想空间”。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种隔绝能力越来越强。因此,工业不但不需要遵照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而制定劳作时间,还需要隔绝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形成工业文明社会的“标准时钟”,用来规范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作息。这是一种更能提高社会生产率的物理系统,高于生物系统的生态层级。

  但这样的层级给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困境,未来需要一个融合了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等的更高级、更复杂的生态系统,来保证地球的运行进入一个更绿色、更环保的发展系统中。如今新能源、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为这一更高级别生态系统的交融打下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重新探讨中国古代所形成的生物系统的当代价值,并为人类社会提出一套后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那将是东方智慧与西方智慧的合流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

  (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动形成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之所以能发展出“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知足常乐”等文化观念,主要还是因为其乡土基因在起作用。凯伦阿姆斯特朗曾在书中写道:在周王朝统治下,中国人在平整土地、采伐森林上取得了巨大成果,开发了更多的土地用于耕作。但这种积极的发展却带来了令人忧虑的结果。因为其结果是,能够用于狩猎和饲养牛羊的土地变得更少了,于是,“一种新的节制精神正在改变着城里的贵族家庭生活”。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人也曾大量开发土地,但后来才意识到土地资源是有限的,面对大自然人类必须要有所节制,而这种节制需要有一套制度和理念来具体实施。为此,“君子依照礼仪的精细规则而生活”,而“文人开始把礼仪和贵族家庭的习俗惯例编辑成典章”,当时的文人将整个社会生活投入到施行其精心设计的礼仪之中,这种仪式就是中国的礼乐制度,是中国文化基因形成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之所在。

  儒家文化中的“礼”,是用一整套“名分”次序的排列制度,来别亲疏、定上下、立尊卑、序长幼、明贵贱、分远近,并以此来确定人们的义务、道德和生活。“礼”的功能是“别异”,而“别异”是通过一系列“名”来建立和确定的;“名”又把差异、区别呼唤出来而形成万物。 从人类学角度来讲,这就是对万物的分类,这种分类并非只是物质性的,还兼具文化性和社会性。儒家强调以“名”整理出秩序和规范,并由此构成一个有明确差异和严密区分的社会通灵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名”不只是事物的名称,还是天地的法规、神圣的符号,也是人的生存、活动、义务、地位、利益的代表。正因如此,“礼”囊括了传统中国人公私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到“朝廷”的官职分工、等级秩序,小到个人(主要是氏族贵族) 起居饮食、应对进退,所有这些无不具有明确的准则,这些准则在民间来说就是“礼数”。而这些“礼数”的外在符号不仅包括个人的行为举止和仪态,还包括各种建筑和器用。中国的许多音乐和表演也源自“礼”,“礼”在民间就形成礼俗,深深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民俗仪礼和器用里都弥漫着传统文化中的礼乐制度。

  (三)乡土文化基因构建的心态秩序

  古代中国有限的自然环境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具有节制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其信条就是,重文化的精神享受而忽略了对物质的贪婪和占有,中国人对商业的抑制多源于此价值观。也因此,古代中国人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追求艺术,其日常生活具有艺术化的倾向,增加了生活的情趣与价值。这就是一种高人文的追求,有利于发展出高人文的生态文明社会,从而建立起人与物、人与人、心灵与心灵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并试图从人心相通的理念中构建一种心态秩序。其目标就是让人类达到“美美与共”“人心相通”的“遂生乐业”以及世界安定和平的局面;其方式就是通过儒家“修、齐、治、平”这一层层的“伦”,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并由此总结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道德。为了让人类和平相处,儒家文化还提出了“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等共同理想。这些植根于中国乡村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在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似乎已经难寻踪影,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能否继续发掘其潜在的价值,使其成为“后农业社会”的一种文化信条,也是“后农业社会”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四)农工相哺形成的一套生产方式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工相哺的国家,不仅有发达的农业,还有发达的手工业,具有亦工亦农的文明形态,几乎每一位农民都是手艺人。因此,传统中国具有手工业的文化基因,现如今,这些基因正在重新发挥作用,许多地区复兴了服务于生活的手工业经济,中国也早已成为一个手工业制造和出口的大国。在未来的智能社会,手工有可能还会重新回归我们的身边,成为人类手脑并用的、具有创造性和时尚性的生产方式之一。这些在不同乡村、不同自然环境中发展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手工技艺,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劳动方式,还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和生态价值的哲学体系。任何一个文明形态的转型都与其技术手段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文明之所以会代替农业文明,就在于其机器代替手工的技术模式;而当人类进入后农业社会之后,“智能化生产+手工”的技术模式将有可能代替机器生产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有可能让手工技艺与电脑、网络、3D打印技术相结合,开启一个后农业文明时代的新的生产方式,不仅如此,,这也是一套更接近于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哲学理念,同时还是后农业社会可以实践的新的生产模式,并可以推导出一种更加环保的后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五)中国当下发达的基础设施建设

  “后农业社会”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产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创造了许多同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之最。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机场建设发展迅速,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加速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乡村之间人的流动;网络也在乡村中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城乡之间不再差异悬殊。这是“后农业社会”能够实现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唯有如此,乡村的分散式、多中心式结构才能够得以联结并呈现出新的经济与文化价值。

  交通是一个国家的动脉,交通发达是经济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纵观历史,中国唐代的经济起飞就在于开凿完成了大运河工程,中国南来北往的水陆交通得以畅通,在长江、黄河及大运河两岸出现了许多手工业城市及生产集散地。这不仅推动了中国内陆的经济发展,而且加速了与东亚、东南亚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让中国成为当时最大的出口贸易国。今天的中国也一样,随着智能网络、新能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在乡村的全面覆盖,便捷的网络销售与物流运输可以使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乡村“连接”起来,从而实现工业文明的物理系统与农业文明的生物系统的高度链接,建立起一个高科技、高人文、高生态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以此重塑乡村价值、重振乡村经济,使乡村与城市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推动中国乡村率先进入“后农业社会”,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作出表率。

  (六)劳动力转移呼唤“后农业社会”的出现

  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时,人类社会面临过机器生产替代劳动力的问题,而目前人类正在经历以及将要到来的社会转型所波及的范围将会更加广泛。目前已经出现的互联网+ 智能系统,不仅取代了体力劳动者,而且可能会取代中产阶层。这与过去发生的转移范式有着巨大的不同,在当下的工业革命中,服务行业的远程工作者正在逐渐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也就是说,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会带来一次劳动力的范式转移,而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未来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乡村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如果能在乡村建立起一套新的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这套模式不仅能够吸纳返乡的农民工和退休的城市精英,还能够吸引社会各阶层人士到乡村创业,或许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是科学家与工程师,而“后农业社会”的关键集团是则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由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以及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艺工作者等群体相结合所组成的队伍,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将会促使后农业社会向更高层次的生态知识型社会发展。

  (七)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指向

  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指向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旨在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来协调和改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说,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

  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说,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思路、新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说,2004年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并逐步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2017年3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17〕25号)提出要促进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2021年3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目前国家提出的关于生态文明、乡村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传统工艺等相关政策和发展战略,都在强调保护和振兴的对象基础在于乡村,只有乡村才更广泛地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手工艺。笔者提出的“后农业社会”概念,也是在这一系列国家战略和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思考和总结出来的。虽然在学术界还没有关于“后农业社会”的专门讨论,需要更为深入的概念提炼和理论总结,但当下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发展战略都在指向这一模式,最后将促使“后农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国家相关政策与战略主要是针对乡村提出的,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今天的乡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乡村,即使我们去保护它、重建它,也需要一个新的视角,需要建立一套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讨论。

  “后农业社会”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

  “后农业社会”概念关乎的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思考,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后者是西方社会提出的重要概念,而前者则是由东方世界提出的重要概念,本质上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人类未来发展不是只能走工业化这一条道路,还有另一条与自然更亲近、更环保、更具有可持续性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能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或许还能够帮助许多没有来得及走向工业化的农业国家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总得来说,“后农业社会”概念的提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重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一)中国意义

  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定义为“乡土中国”,乡土性既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不同的是,欧洲的文化基因是城邦制度,因此其城市化的根,本来就是从城市里长出来的;但中国所有文化的根脉都在乡村。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源自乡村。因此,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乡村的问题,也首先是农民的问题。虽然从20世纪初期中国就开始进入工业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较为缓慢,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部分人口仍然主要生活在乡村,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乡村国家。真正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城市人口逐渐超越乡村人口,目前,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达全国总人口的63.89%,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更为矛盾的是,中国乡村的土地面积仍然超过城市土地面积,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晚、时间短,乡村仍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因此,中国的乡村振兴不仅关乎经济,更关乎文化。当年梁漱溟先生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只有走自己的路,即创造性地转换中国文化。具体来说,就是“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文化态度重新拿出来”,这个中国“原来的文化态度”就是近代以前中国人原有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精神生活方式,而乡村就是这个“中国文化有型的根”。因此,梁漱溟断言,“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之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饱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自信,难以进行新的社会实践,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科技水平也无法支持这种新的社会实践。但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乡村进行一种新的、绿色的、具有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社会实践,这一实践的前景就是发展出“后农业社会”的模式,这一模式的结果就是生成一个“生态中国”的模板影响全世界。

  “后农业文明”的概念具有实践的可能性,可以成为中国乡村振兴模式的新探索,继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自主创新的、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种绿色发展理念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也同样能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二)全球意义

  “后农业社会”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对整个人类社会也意义重大。有学者把地球看作一个由生物物理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并提出,在一个复合系统的世界里,若想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治理安排,必须从星球的维度来考虑地球系统动态变化受人类影响的程度。地球作为动态的复合系统,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它不是一个渐进增长的模式,而是存在触发机制和“变化门槛”(threshold)现象,这一现象的另一种常见说法是“临界点”(tipping point)。正如关于“地球界限”的文献所表明的那样,人类行为正在将地球系统的许多元素推向新的状态,非线性和剧烈变化将越来越容易发生。换一种说法就是,系统偏移或状态变化致使原有路径依赖的附着力被切断,会将系统弹射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运行轨道之中。这一过程可能产生的后果是,正向反馈回路和连锁反应运行最终造成崩塌式的波动,将系统从一个运行轨道转移到另一个(通常)完全不同的轨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我们很难预料,正如谢弗(Scheffer)所言,“社会系统永远不会真正恢复到它原先所处的状态,生态系统有时也是这样”。这一系列变化在人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更为显著,并预示着地球系统可能随时会到达一个回不到原处的临界点,所以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具有将这个系统向更好的方向转变的能力。

  按照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的理论,文化进化的动因是单一的,进化过程是由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单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直线进化,各民族的发展基本上都历经相同的顺序。但斯图尔德(J.H. Steward)与怀特提出了人类社会多线进化的方案,他们认为,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的差别。但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差序进化的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社会的发展有快慢之分,发达国家已基本从工业化转向了后工业化,但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生活在农业文明之下或刚刚进入工业文明之中。人类社会的进化明显存在各种不同速度的差序进化现象,正是因为这种现象才保持了地球文明的多元化存在。但近十几年全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的衰败与萧条是城市化的结果,也是工业化副作用的日益显现,各种城市病也正在给人类带来生存的危机。

  当下人类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生活在一座城市星球之上。2008年,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宣布,有超过50%的人正生活在城市当中。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这象征着人类历史的深刻变革。城市生活给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如城市居民从输入城市的食品中受益,但也产生了排泄物,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卫生问题。许多城市坐落在河边,人们把河流当作排污场所,废弃物也被排进了城市周边的土壤中。最终,燃料的燃烧产生了废物,我们称之为大气污染。城市改造了自然,并妨碍了自然水循环。人行道阻碍水渗入大地,导致更多的水进入河道与下水道;城市附近的溪流、河流和沿海水域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退化,如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富营养化等。城市也改变了土地用途和土壤性质。为了供养城市的发展,人们用农田取代了森林和草原,而前者是一种简单化的、管控下的、更单一化的生态系统。为了满足城市对金属和化石燃料的需求,人们开掘矿山,破坏周边环境,对其造成污染并留下尾矿。城市在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问题,野生生物的生活环境和数量深受影响。另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增加了地球的碳排放量,据统计,当前地球大气层含碳量从280百万分比浓度上升到415百万分比浓度,未开发的荒野也从地表陆地面积的66%降低到35%。这一切问题的产生与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减少有关,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大幅度推进减弱了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存在,同时也加速了地球的衰退速度。英国学者大卫爱登堡说:“要恢复我们星球的稳定,就必须恢复被我们消除了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必须重新野化世界!”

  要“野化世界”,就必须减缓工业化扩展的速度,并由此减缓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速度,甚至还要让一部分土地从工业化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生态。但从目前的形势看,城市化发展速度不仅没有减缓,还在继续飞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生物多样性得不到保护,就连文化多样性也得不到保护;斯图尔德与怀特提出的人类社会多线进化的方案也将不复存在。因为城市化的后果就是人类远离自然而集体进入一个人工化的生活环境中,那种在多元生态环境中产生的多元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一个失去了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单一化的城市文明世界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了“后农业社会”的概念,首先就是思考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工业化的乡村,是否可以跨过工业化生产模式,直接在高科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智能网络、新能源相融合的基础上直接进入绿色的“后农业社会”? 中国是否可以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为一个先行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这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建设方案。后工业社会以来的最大变化就是,理论与经验相比占首位,而且在知识编撰成抽象符号系统以后,可以同任何规律体系一样说明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经验,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理论先行和理论建构非常重要,只有将经验上升到理论才可以供全球不同的国家借鉴。从这个层面来说,界定清楚“后农业社会”概念并形成相关理论具有全球性价值和意义。

  进一步的思考

  在识别一个新兴的社会制度时,人们不仅要根据推断的社会趋向,而且要根据成为社会中轴原理的某些明确特点,才能确立一些概念性模式。因此,笔者提出的“后农业社会”概念并非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已有现象和趋势提出来的,笔者只是将其进一步理论化和概念化,以便形成一个学术界可以讨论与研究的对象。

  而且,笔者几年前就提出了“生态中国”的概念,而“后农业社会”正与其相呼应,这样的呼应是希望由中国率先走出一种发展模式,进而延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就如同当年的美国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来又延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当然,期待和事实有时是有距离的,因为“后农业社会”的概念不是在原有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低级重复,而是在一个直接链接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上的一次飞跃,是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上的一次转型,也许是人类走向一个新的临界点的可能,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可能。但前提是我们要有能力发展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新能源系统、智能系统和网络系统,并组成一个全球的合作体系,笔者相信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一个概念从提出到论证再到得到社会的运用及实践是需要过程的,“后农业社会”这一词语虽然已有学者在零星使用,但真正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命题提出来,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应该还是首次。这一概念的提出非常重要,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走出一条绿色文明的发展之路,哪个国家能找到这条路,哪个国家就能掌握优先的发展权。而且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思考,需要打通科技与人文社科的界限综合性地思考这一问题。因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不仅涉及高科技,更加关乎人文价值的重新确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把国家的发展和全部人类发展的未来命运以及未来趋势结合在一起思考。最后,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抛砖引玉,引发学术界进一步的讨论与论证,更希望这一概念和理论能够成为东方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当然这仍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以形成一个集体智慧。(方李莉)

  编辑: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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